一、外交政策中心：收紧移民政策或为跨国镇压打开“后门”
8月3日，英国智库外交政策中心 (Foreign Policy Centre, FPC) 发布一篇文章。文章发现，西方国家不断收紧的移民和庇护政策可能会削弱对流亡异议人士的保护，甚至让本国移民制度成为外国政府实施跨境迫害的工具。
文章以伊朗裔美国人法律辩护基金 (IALDF) 7月在美国提起的一宗诉讼为切入点。诉讼“指控美国移民当局与伊朗政府分享了伊朗寻求庇护者的机密信息，以协助将他们遣返回国”。相关合作据称还包括协调遣返航班，以及安排伊朗官员与被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拘押的伊朗人见面。受影响者中包括民主运动参与者、福音派基督徒及LGBTQ群体。文章认为，“如果指控属实，则不仅揭示了地缘政治对手之间罕见的合作，更表明美国移民系统可能已成为跨国镇压的工具，使专制政权能够触及境外的异见人士”。
作者指出，这构成民主国家政策中的一个悖论：政府宣称要打击跨国镇压，却同时推行强调威慑、快速遣返以及加强与原籍国合作的移民政策，而这些措施“为威权政府利用东道国移民体系针对寻求庇护者创造了机会”。
不仅仅是伊朗，作者还特别提到了中国、俄罗斯和土耳其等国利用西方国家收紧移民政策进行跨国镇压。作者更将西方现行移民政策称为跨国镇压的“后门”。文章以中国为例，称“中国异见人士关恒也遭遇了类似的情况，尽管他曾揭露新疆的拘留设施，但仍面临被驱逐出境的威胁”。
英国也存在类似问题。文章援引英国议会报告称，中国、俄罗斯和土耳其等国出于政治目的发布的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缉令，可能在移民和入籍程序中制造一种“自动推定有罪”的效果。比如，香港民主活动人士张晞晴的居留申请，就曾因她参与2019年香港抗议活动而产生的刑事指控，一度被搁置。
此外，威权国家还会利用护照和领事服务进行跨国镇压。白俄罗斯自2023年起禁止海外公民在领事馆更新护照，使部分流亡者面临两难：要么在居住国失去合法身份，要么返回可能会逮捕他们的白俄罗斯。文章引用自由之家的统计称，包括中国在内，至少有12个国家曾策略性地拒绝向异议人士或特定群体提供领事服务。
最后，作者因此主张，各国必须把移民政策视为对抗跨国镇压的核心环节，包括为高风险人士加快庇护程序、在向原籍国分享个人资料前进行严格审查、限制可能导致迫害的行政合作，并向因政治原因无法取得本国护照者提供替代旅行证件。
作者最后警告称，“要全面应对跨国镇压，就必须正视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限制性的移民和庇护政策会留下后门，而从事跨国镇压的政府很容易利用这些后门。东道国不能一边声称要打击跨境镇压，一边却忽视其移民政策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二、王亚秋：社会麻木不仁也是促使中国富裕阶层移民海外的重要原因
8月7日，中国人权问题专家王亚秋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 上发表文章《为什么中国精英仍然想离开》，试图解释近年来中国富裕阶层持续移民海外的原因。经济放缓、政治环境收紧和对子女教育的担忧固然是重要原因，但她认为，其中一个较少受人关注的因素则是中国社会日益普遍的“麻木不仁” (callousness)。
文章以一位北京高薪白领的移民故事为开头。这位移民者“看到一个男人躺在公交车站，似乎癫痫发作”，但周围并无人伸出援手。之后，她因为中国社会的这种“冷漠”选择了移民。
王亚秋指出，中国的物质生活在过去数十年间得到巨大改善，对于有钱人而言尤其如此：便利的外卖、快递、家政和其他廉价服务，使城市中产及富裕阶层能够享受相当舒适的生活。然而，一个社会是否适合长期生活，并不只取决于收入和消费能力，也取决于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公共关怀和社会联结。
她指出，“陌生人之间的不信任由来已久，一直是中国社会的特征之一。研究表明，人们往往对家人、朋友和圈子内的其他人抱有强烈的责任感，而对陌生人的信任度则明显较低。”
不过，王亚秋反对“中国人缺乏公德”的说法。她认为，“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缺乏同情心，时不时爆发的全国性抗议活动，尤其是针对弱势群体遭受虐待的抗议，往往恰恰证明了这一点。”文章以上个月发生在广东的“虐狗”事件为例：“广东省一群男孩虐待并杀害流浪狗‘旺旺’的事件引发了广泛的悲痛与愤怒。人们筹集资金，购买广告牌谴责虐待动物的行为，并要求加强动物福利保护。”在此之前，2022年的“铁链女”事件也引发众怒，“数百万人要求知道她的身份，她是否是被拐卖的，以及地方当局为何未能保护她”。
然而，她也表示，“集体表达的同情心往往无法转化为面对面帮助陌生人。当面对身处困境的人时，许多人会犹豫不决——因为他们害怕被欺骗或利用。”比如，以2007年的“彭宇案”为例，扶老人反而被诬告，导致中国社会再也不敢“乐于助人”。在此后，中国官方虽然进行了“正能量”宣传，试图改变社会风气，然而之后还是出现了2023年上海魏先生扶秦阿婆案。
她认为，中国人彼此缺乏互信的根源在于对政治体制缺乏信任：“只有当规则可预测且平等适用，不法行为能够被揭露，肇事者受到追究时，社会才能建立真正的信任。这需要人们相信，当纠纷发生时，警察和法院会追求真相，而不是包庇权贵或压制丑闻。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下，这种信任荡然无存。”
此外，她表示，中国当局打压NGO等公民社会组织，也是造成社会冷漠的重要原因。比如，“长沙富能是一个致力于维护农民工和残疾人、慢性病患者权益的组织。2019年，当局关闭了该组织，并逮捕了其创始人程元，后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其五年有期徒刑。”
“中共当局通过几乎彻底摧毁公民社会，助长了一种日益原子化的社会风气。人们生活在拥挤的城市里，通过数字平台不断交流，却常常感到内心疏离和无力。他们或许关心受虐的妇女、被虐待的动物或遭受迫害的邻居，却觉得自己无能为力。久而久之，这种无助感会演变成冷漠。人们选择视而不见，置身事外，并教导自己的孩子也这样做。”
最后，王亚秋表示，“人们想要的不仅仅是物质享受和科技进步，他们渴望的是真诚的人际关系和社群。他们希望相信，当他们崩溃时，陌生人会伸出援手；当他们失踪时，邻居会挺身而出；他们希望相信，与他人携手帮助弱势群体能够促进彼此间的联结，而不是让他们成为国家机器的攻击目标。”
“他们在解释自己（移民）的决定时或许不会提及自由或民主，但正如女权主义口号所言，个人即政治。”
三、无国界记者组织：香港记者协会执委会选举前遭大规模骚扰，记者及家人个人信息被曝光
8月7日，无国界记者组织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RSF) 发表了一份声明，称在香港记者协会 (HKJA) 举行新一届执行委员会选举前夕，参选记者正遭遇不断升级的线上及线下骚扰，包括公开个人资料、人身攻击、亲属骚扰以及亲北京媒体的集中批评。无国界记者组织对此表示谴责和愤慨。
无国界记者对香港记者协会及其成员在执行委员会选举前夕遭遇多方面骚扰行动表示愤慨。香港记者协会是当地仅存的独立组织之一，在严苛的《国家安全法》重创香港媒体生态之后，仍持续为新闻界提供支持。无国界记者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坚定行动，支持香港仅存的独立新闻力量。
无国界记者组织表示，“过去一周，香港记者协会 (HKJA) 执行委员会的候选人（该委员会将于8月8日星期六举行选举）遭到亲北京人士的线上线下攻击”。
对于线上攻击部分，该组织称，“针对Facebook、Threads和YouTube等社交媒体平台的攻击事件有所升级。多个账号未经记者同意，擅自分享他们的照片、姓名和个人信息，并发布人身攻击言论，这些言论往往带有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色彩。”
此外，香港的一些亲建制派媒体——“例如《巴士的报》、《文汇报》、《大公报》和《东方周刊》——也发表文章攻击香港记者协会及其成员记者，指责该协会与‘反中乱港’势力勾结，并抹黑‘人权和新闻自由’”。
然而，最恶劣的行为则来自香港政府。香港保安局局长邓健荣“声称香港记者协会支持‘2019年的暴乱’，并为拘留香港独立媒体高管黎智英作辩护”。他还警告说，某些“滥用协会名称”从事与其既定宗旨无关活动的组织将受到调查，并补充说，如果发现他们参与“勾结外国势力”或“颠覆国家政权”，则可能面临法律后果。
最后，声明批评香港当局持续打压新闻自由。“无国界记者组织过去曾在香港观察到类似的策略，旨在恐吓和抹黑记者、媒体机构和国际非政府组织。香港自1997年以来一直由英国逐步移交给中国。针对香港记者协会的多方面行动与中国政府针对记者的策略如出一辙，表明香港当局和宣传机构在多大程度上效仿了北京的做法。”
在无国界记者组织的新闻自由排名中，香港在18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40位，而20年前香港排名第18位。目前，中国排名第178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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